校友深情回忆：我在 “北外” 的五年 （一）

　　作者简介 :　　徐贻聪，1938 年生于江苏淮安。1958 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曾驻厄瓜多尔 (1991-1993)、古巴(1993-1995)、阿根廷(1997-2000)等国大使，还曾分别担任过新华社驻巴拿马分社记者、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曾经为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翻译。厄瓜多尔、古巴和阿根廷等国政府曾分别授予他以本国颁发给外国人的最高级别勋章，以表彰他为推动双边关系所做出的贡献。
      近日，偶遇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批校级领导成员，自然有一种亲近感，谈到当年的学校生活，聊的很为愉快。他们问我可否将之写成文字，篇幅无需很长。思索再三，以为可能有助于校史的研究，决定从命。
　　回忆中，想以“误打误撞进北外，艰苦求学”未毕业”；学生生活多样化，情思集结感恩诚”来归纳我在北外的五年，也作为本文抒写的段落。
      误打误撞进北外
      我出生在江苏省北部地区的乡村，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后在县城淮阴按部就班地读完小学和初、高中。1958 年高中将毕业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即现今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南京设立考场，于当年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前单独招收学生。我向父母讨要了十几元钱，并向学校告假，独自乘坐小火轮和火车，经过一天一夜的旅程，碾转到达南京，不报任何希望地参加了那次考试，紧接着又按原路返回淮阴参加全国统考。因为未报希望，报考时就随手填报了招生简章中列有的西班牙语专业，而实际上对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真的是毫无所知。
　　全国统考后没几天，因为学期还没有结束，参加完高考的当届高中毕业生都还住在学校等待结业程序，学校的大喇叭里突然传来喜讯，说“高三 X 班的徐 XX 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学校里一片哗然，欢声雷动，我自己当然更是惊喜难耐。　　   按照北外录取通知书的要求，我于当年8 月底同考上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位同班同学结伴，赶赴北京报到。为节省费用，我们背着行李（包括棉衣、被褥），从淮阴先乘小火轮到宿迁转乘汽车到徐州，再从徐州乘火车慢车到济南，换乘从济南开往北京的另一趟慢车（那时只有途径徐州开往北京的快车，没有从徐州直达北京的慢车车次，我们为了能够省钱，只能分段乘）。在位于前门箭楼东南角的北京火车站弃车后，我们两人“分道扬飙”，他去北郊，我则上了去西直门的有轨电车，再从那里登上32路公共汽车（即现在的332路）到“荒郊野外”的魏公村，扛着我的行李，步行经过“北京俄语学院”和“北京工学院”之间的一条小路，好像路边的草丛里还有一座“齐白石墓”，于离家后的第三天中午时分问询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途中紧赶慢赶，历时近三天两夜才进入北外的大门。虽然筋疲力尽，又倍感孤独，但北外大门口和院内随处可见的“来了就是主人”欢迎标语，还是让我感到轻松、振奋、亲切，有了一种终于到家了的感觉。
　　由于当时的联络非常不畅，我在离开家乡前没有收到北外关于推迟开学日期的通知。学校看到我的困难，决定让我入学，并在西法语系（当时西班牙语和法语是属学院的同一个系）的法语三年级学生宿舍里为我安排了一个床位，同时协助我解决了吃饭等生活问题，直到两周后正式确定我的所学专业和分班时才从那里搬出。那座楼现在已经不存在，原址在如今学校西院大门的南侧，“工”字型大楼的东半部，我住的地方在一层。我记得，我当年在法语三年级宿舍的室友有蔡方柏(后来曾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王振铭（后来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外事局副局长）、刘驯刚（从轻工部外事局副局长岗位上退休）、安惠侯（曾任外交部亚非司长和中国驻埃及等国大使等职），以及李家忠（后被派去北京大学学习越南文，曾担任驻老挝、越南大使）等人。同他们虽然相处的时间很短，但或许因为他们是我在远离故乡和亲人后认识、相处的第一批人，故而印象深，情意笃，相互长时间视为挚友。因为年龄和个头的关系，他们几位校友都用“博迪”（法语“小”的意思）亲切地称呼我，直到现在见到我时依然如是。
　　可以说，我入北外和进入西班牙语系，完全是“误打误撞”，因为仅凭在中学对外语的一点兴趣，怀着“试试看”的心理，便报考了“不知道”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更填写了“一点都不知道”的西班牙语专业。当然，后来随着了解的逐渐增多，我则越来越喜爱上了这个重要的语言工具，用之为国家服务了数十年，还在“古稀”之际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了“西班牙语资深翻译家”的称谓。对北外，则更是充满感恩戴德的终身情怀。
　　 艰苦求学“未毕业”
       应该说，北外五年的求学是艰苦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艰苦的。
　　老师告诉我们，北外西班牙语专业的系统教学始于 1952 年，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起始并逐渐发展起来的；1958年那一届是学院西班牙语专业的第六届（1957年因故没有招生 )，学制新改为 5 年（好像 5年学制只在我们那一届和 59 届实行了两年，此后又改为了 4 年制）；招收的学生应为 18人，其中 1 人没有报到；17 名学生分为两个班；以“小班”形式上课，以便于学生有更多、更好的实践机会。我分在 58 级的 2 班。
　　旋即，西班牙语的课程开始，字母发音，日常用语，语汇语法，…….，相继铺天盖地般涌来，让我们深感应接不暇。我在中学里学的是俄语，开始阶段经常与新学的西班牙语相混，不自觉地将俄语和西班牙语混杂在课堂答问或者家庭作业里，因而多次遭到老师的批评，直到差不多一年以后才未再出现西、俄语混合出现的情况。 年级在上升，课业也越来越重。我们由中国老师上课的阶段很快就结束了，基本上都是由从苏联转请来的西班牙老师直接教课（进入高年级后，又增加了来自智利、秘鲁等国的教师），课堂讲授和师生交流全需用西语，迫使我们必须要学会用西语进行思维和答问。西班牙老师教课使用的“学生先导式”，也就是由学生轮流分段朗读课文，讲解段落中出现的新词（包括常见的同义词和反义词）、短语、谚语等，还要回答同学提出的问题或疑问。老师根据课堂情况进行必要的讲解、补充或者纠正。因为事先并不知道老师会让你朗读、讲解哪一段，因而每个学生实际上需要预先将每周 60 多页的精读课文从头至尾全部进行认真、周密的准备，压力可想而知。除去课堂的任务以外，老师还从四年级开始要求我们每周“课外”读完一本不少于 100 页的文学作品，并交出不超过 1 页纸的内容综合，由老师评鉴是否读懂、理解。课内和课外的作业，迫使我们每天都要同西班牙语原文词典打交道。我曾经对一些朋友说过，在那几年里，我们每个人几乎都翻烂过一本西班牙语学术词典，让图书馆非常头痛，真的不是胡咵乱吹。
　　1960 年 9 月，也就是我刚进入三年级时，学院同意我应文化部电影局的商借，为一个拉美国家电影界访华团担任翻译，历时两周，访问了北京、武汉和广州等地。那是我第一次担任翻译，也是对所学语言的首次实际检验，所幸还算顺利，受到双方的肯定，也坚定了我学习的信心和勇气。
　　由于形势的变化，我们 1958 年入学的大部分同学都在三年级期间被外借去临时参加工作了，只有我和另外三名同学仍被留校继续读书，据说是北外意欲选留我们毕业后任教，因而不放我们去任何地方，包括拒绝了教育部对我们的出国留学安排。我们自己也基本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专心致志地研读我们的西班牙文，就连我们各自选修的第二外语都无法顾及。后来我曾经对同学开玩笑说，如果不是未经考试就毕业离校，我的第二外语肯定会不及格，影响毕业。
　　进入五年级的第二学期未几，也就在 1963年的 3 月初，学院突然找我（我是班长）去谈话，说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通知学校，要我们全班提前离校，去外文局报到，参加新开办的 《北京周报西班牙文版》的出版工作，要我代表其他同学马上去办理手续。同学们对能够结束“寒窗苦”，自然感到高兴，但对面临“没有毕业”就要离开学校也深感惋惜。就在我代表同学办理离校手续的过程中，我又接到学院给我的第二个消息，周恩来总理办公室要我改去外交部，而且要越快越好。同年 3 月 5 日，我带着信函和行装，离开了北外，到了位于东交民巷的外交部。后来，北外按照正式毕业生的待遇，给我以及其他几位同学颁发了毕业证书，承认我们等同于完成了学业，虽然我们没有学完全部课程，也没有参加毕业考试和答辩。我的“毕业文凭”是张锡俦院长签发的“文凭登记 630205 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