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大学电子版 - 第412期(2017年11月30日) - 第03版:第03版      语音播报
 

岁月情深

校友深情回忆:我在 “北外” 的五年 (二)

徐貽聪 (1963届毕业生)


  作者简介 :
  徐贻聪,1938 年生于江苏淮安。1958 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曾驻厄瓜多尔 (1991-1993)、古巴(1993-1995)、阿根廷(1997-2000)等国大使,还曾分别担任过新华社驻巴拿马分社记者、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曾经为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翻译。厄瓜多尔、古巴和阿根廷等国政府曾分别授予他以本国颁发给外国人的最高级别勋章,以表彰他为推动双边关系所做出的贡献。
    (接上期)学生生活多样化
      坦诚地说,学生的生活比较苦,但也很愉快。苦,在于任务重,压力大;愉快,在于多样化,同伴多。
  我出身自农村,家庭经济条件差。我的父母原先是农民,后来投身革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成为了国家地方干部。由于家庭人口多,我的父母、我和6个弟弟妹妹,还有在农村务农的祖父母,基本上都靠我的父母工资生活。在全国困难时期,我的母亲响应党的号召,主动申请退职,不再领取工资,使得家庭生活更为困难。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经济情况下进入北外的,5 年里一直用的是我从家里背来的被褥,没有添置过衣服,甚至无钱购买鞋袜,因此学校给了我每个月十几元钱的助学金,使我得以顺利读完大学。
  初入大学时,学校饭菜不限量,学生吃饭可以随意。好景不长,国家遭受的自然灾害越来越严重,学生也开始粮食定量,副食逐渐减少,饮食方面的困难明显增大。不过,在此情景下,校园里笼罩的依然是浓浓的读书气息,大家的生活继续多样、快乐,只是减少了参加重体力劳动的数量和天数。
  在北外的 5 年时间不长,但却经历不少,有的还应该是学校历史上的重要笔触。例如,外国语学院和俄语学院的合并、西班牙语专业从法语和西班牙语系分出单独立系、大部分语系从西院搬迁到东院,等等。
  在一、二年级期间,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体力劳动。我记忆犹新的是参加过在门头沟区安庄的挖“鱼鳞坑”和在北外西院操场上“炼焦碳”。挖鱼鳞坑是在山坡上选择适宜的地方挖好栽树的坑,以便其他人去栽种树苗。炼焦碳是为炼钢铁准备铺料,因为北外在当时全国都在“大炼钢铁”的行动中也有任务,我们分配到的部分是炼焦碳。这两项工作都属于重体力劳动,时间也相对比较长。其间发生的两件事情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 一是我创下的“吃饭纪录”,二是在炼焦中犯过的“错误”。
  “吃饭纪录”,是因为我在门头沟区的安庄挖“鱼鳞坑”期间,曾经有过一顿饭吃过 15 个普通馒头的记载,虽然没有进入“吉尼斯”,但也属于惊人的数字了。大体情况是这样的:挖坑是重体力活。为了减少上下山的时间,每天早上 4 时起床,早饭后扛着工具、带着干粮和水上山,下午 2 时收工下山午餐。一般早餐都无胃口,在山上时也很难吃下东西,待到午餐时大家都是“饿狼扑食”。虽然在劳动期间,主食比较宽裕,但副食不是很多,故而馒头成为了重要的对象。我的食量一直比较大,在中学就曾有过一顿饭消灭掉一斤半生米做成熟饭的经历,在那种条件下更是可想而知了。
  至于炼焦中的错误,那是因为同伴对操作知识掌握不够准,害怕过了时间导致凝结,提前打开放焦油的阀门导致火灾,还惊动了119 的救火车辆。但由于我在烈火熊熊中空手去关闭阀门,事后非但没有受到处分,还得到了口头表扬。
  在学校里的高年级期间,我被选举担任学生会的生活委员,经常主动在食堂里帮助卖饭。由于服务动作快、准,每每受到食堂工作人员和学生们的肯定和赞扬,从而被许多校友知晓。
  在北外5年里唯一让我感到有点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实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我是在共产党的呵护下长大的,还长期受到作为真诚共产党人父母亲的直接熏陶。信仰共产党、紧跟共产党,是我永恒不变的决心。在北外,我也写过入党申请书。但是,由于我于一年级的暑假回乡后在系里的板报栏里贴过“人民公社有一哄而起之嫌”和“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的感言,从而受到批评,并失去了被培养的资格。不过,对此我没有害怕,更没有后悔,当然也没有改变我追随共产党的信心。
      情思集结感恩诚
      回想起来,北外给我的东西实在太多。不仅教给我知识,给了我以为国家服务、效力的本事和工具,包括我能为新中国第一代绝大多数领导人担任翻译的可能(除毛泽东主席外,我曾有机会为那一代所有其他重要领导人都担任过翻译),还教给我做人的基础和领悟,但没有收取过我任何费用,还给我以基本的生活费用和保障。所以,我虽然没有能够在北外实现入党的梦想,是我人生中的一件憾事,但我对北外确实怀有从心底里感恩的深深情思。离开北外 50 多年来,我一天都没有忘记北外。我在任何地方都以“北外人”作为光荣,作为骄傲。
  作为北外的学生,在校期间曾有幸直接听取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心慕已久领导人的报告和训导,让我们懂得道理、明确志向,从政治上夯实基础,真的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作为北外的学生,我们有机会多次参加过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型活动和集会,诸如国庆阅兵、声援古巴革命等,使我们对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有了活生生的认知和体会。
  作为北外的学生,我们常会在周末被安排到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寓所,陪同他们看电影、跳舞,既是实习和师生交融的机会,也为困难中的我们稍微调剂精神和生活,明白待人处事的简单道理。
  也是作为北外的学生,我在 1960 年 11月以“三年级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学院接待格瓦拉的访问,同这位叱咤风云的世界名人有了第一次直接晤面的机会,为我后来的工作开创了一个难得的良机。
  还是作为北外的学生,我从入学开始就有一位让我终身受益的老师,她就是岑楚兰教授。岑老师原是越南华侨,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年轻的岑楚兰冲破阻拦,毅然回国效力,以仅有的法文基础,接受国家给予的为讲西班牙语拉美朋友访华担任翻译的任务,也从此与西班牙语结下了不解之缘。1952年,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她与其他 3 位略懂西班牙语的同事一起,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地开创了中国的西班牙语教学事业,成就了中国西班牙语专业如今轰轰烈烈、欣欣向荣的靓丽局面,个人也从仅能用西班牙原动词进行简单对话成长为全面发展的语言学教授。我进入北外后,岑楚兰就是我的班主任,教过我们的还有孟复、李庭玉、李世媛、汤柏生等中国老师,但更多的是来自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专家,他们中有西班牙的梅嫰德斯、列赛阿和智利的罗哈斯等。岑楚兰老师虽然比我年长不了几岁,但在专业和政治、生活方面都引导我成长,让我受益匪浅。因此,在前不久应邀参加西班牙驻华大使代表其政府为岑楚兰教授授勋的仪式上,我对西班牙大使和使馆公使分别说过:祝贺西班牙选对了授勋的对象,祝贺岑老师获得应得的奖赏,还祝贺我自己也在岑楚兰教授的直接引导和督促下成为中国这个重要社会团体里的一名成员。这些话里面,应该有我对西班牙语的认识和感情,有我对北外给我恩德的认可和感激。
  作为北外的学生,我还享受到一项特殊的恩德,就是我在北外的校园里得以结识了校友、我后来的发妻徐丽丽。她是浙江宁波人,比我晚一年进入北外英语系。我们志同道合,相互深度理解,共同生活了 50 余年。由于她多年随我奔波,多病积累,晚年几种脏器衰竭,医院曾多次下达病危通知。2014 年 2 月她在海南突然病重留医中,我曾设法租用医疗专机将她运回北京,但终于在一年后弃我而去。由于儿孙们坚决反对她和我同葬于海流中的刍议,我将她安葬在我的故乡,并在它的身旁为我预留了位置。我无法忘记这段历史和人生,也无法忘记它的发生地。
  当然,北外在那 5 年里给予过我的远远不止这一些,也很难细说周全。感恩北外,是应该的,也是经常要实际去做的。因此,自从设立教师节以来,无论身在哪里,我每年都会给我的北外班主任老师岑楚兰打去电话,向她表示祝贺和感谢,实际上也是在通过她感谢其他老师和整个北外。
  如果说要有感恩的实际行动,我想我还可以告诉各位,在我的鼓励和安排下,我的两个孙女都在步我的后尘,准备用西班牙语作为为国家效力的工具和手段。如今,她们一个在哈瓦那大学西班牙语系读四年级,一个在同一个系里读二年级。我们之间经常会在微信或电话里用西语交流,沟通情况,相互提醒、切磋,颇为相得益彰。
  总的说来,我对北外 5 年汇集起来的情意和产生的真诚心境,会永远保留在心间,不会忘却和消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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